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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耳
發布日期:2014-12-19        信息來源:中國音樂家

聶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聶耳從小喜愛音樂(改名為“聶耳”的原因是因為他的耳朵特別靈),1918年就讀于昆明師范附屬小學。利用課余時間,聶耳自學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樂器,并開始擔任學校“兒童樂隊”的指揮。1922年,聶耳進入私立求實小學高級部, 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聯合中學插班生。時值第一次國內革命風暴在中國南方興起,他開始受到進步書刊和《國際歌》等革命歌曲的影響。

  1927年聶耳畢業于云南省立第一聯合中學,并進入云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在校期間參與了學生組織“讀書會”的活動,并與友人組織“九九音樂社”,經常參加校內外的演出活動。在這期間,他還自學了小提琴和鋼琴。

  1931年4月聶耳考入黎錦暉主辦的“明月歌舞劇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發表《中國歌舞短論》,并因批評黎氏被迫離團。1932年11月進入聯華影業公司工作,參加“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并組織“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組。1933年,聶耳由田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4年4月聶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中國唱片廠前身)主持音樂部工作,同時建立百代國樂隊(又名“森森國樂隊”)。這也是聶耳最多產的一年。1935年初,聶耳創作了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

  1935年1月聶耳任聯華二廠音樂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僅23歲的聶耳在日本藤澤市游泳時不幸溺水身亡。

  ■他是天才的音樂家,又是革命者。 恰恰因為后者,才能出現前者輝煌

  “文以載道,詩以言志,樂乃心聲”。聶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個特定的民族危亡時代所造就。那些鏗鏘有力的音符,也都是當時環境下人民的心聲。 日本侵華和國內抗日群眾運動的風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樂與革命從此結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聲可聞、難民在街上到處流離奔走哭喊的環境中,聶耳在日記中首次提出“怎樣去做革命的音樂”。聶耳是一個天才的音樂家,又是一個革命者,而且恰恰因為后者,才能出現前者的輝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別是《義勇軍進行曲》,正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的產物。

  《義勇軍進行曲》在銀幕上首次響起時,不幸正逢聶耳去世,但這支歌作為民族革命的號角響徹了中華大地,還享譽全球。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英、美、印等許多國家電臺經常播放此歌。戰爭結束前夕,美國國務院還批準將其列入《盟軍勝利凱旋之歌》中。 新中國成立前夕征集國歌時,周恩來就提出用這首歌,并在新政協會上一致通過。在1949年的開國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國慶節,聶耳譜出的樂章都雄壯地奏響,這足以告慰亡逝于異國的英靈。

  ■音樂創作生涯只有兩年,卻創作 出許多影響幾十年的歌曲

  在北平時窮得買不起棉衣,卻在 秋末深入天橋等地,用有限的幾 個錢來收集北方民間音樂素材, 并聆聽賣嗓子、賣武功的吼聲;他 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積攢,才買到 一把夢寐以求的廉價小提琴

  聶耳的音樂創作生涯雖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這短短的兩年,卻創作出《大路歌》、《碼頭工人歌》、《開路先鋒》、《新的女性》、《畢業歌》、《賣報歌》、《鐵蹄下的歌女》等幾十年來一直膾炙人口的歌曲。這些輝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個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會生活的最底層。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記中總結說:“音樂與其他藝術、詩、小說、戲劇一樣,它是代替大眾在吶喊,大眾必然會要求音樂新的內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態度。”

  從小家境貧寒的聶耳對勞苦大眾有深厚的感情,鄙視那些鉆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賞和為少數人服務的“陽春白雪”。他在北平時窮得買不起棉衣,卻在秋末深入到貧民區天橋等地,用有限的幾個錢來收集北方民間音樂素材,并在“充滿了工人們、車夫、流氓無產階級的汗臭”環境中聆聽賣嗓子、賣武功的吼聲,從中知道了他們“生命的掙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經常踏著晨霜夜路體驗女工上班的辛苦,從而創作出《新女性》。聶耳還與小報童交上了朋友,天天問寒問暖,那首著名的《賣報歌》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吟誦出來的。

  聶耳沒有像樣的創作條件,到上海一年后經過苦苦積攢,才買到一把多年夢寐以求的廉價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熱,到北京一次連續登臺演出四天僅得6元錢報酬。這不僅使他從心底更憎恨資本家老板剝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斷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聲。

  ■田漢在香煙包裝紙上匆匆寫下 《義勇軍進行曲》,聶耳于國內定 下初稿,最后譜成于敵國境內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東北后又把鐵蹄伸向華北,國內的反動腐朽勢力卻仍沉溺于紙醉金迷中。社會上充斥著“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愛你”一類萎靡喪志的淫歌艷曲。共產黨員作家田漢找到聶耳,認為如此“唱靡靡之音,長此下去,人們會成為亡國奴”。二人就此議定,要創作一首歌,來戰勝“桃花江是美人窩”。二人研究了《國際歌》、《馬賽曲》和《船夫曲》,認為很有氣勢,可以借鑒。1935年初,田漢改編了電影《風云兒女》,并寫了一首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由于發現國民黨特務已來追捕,他倉促間在一張小小的香煙包裝紙上寫下歌詞,就被抓進監獄。

  夏衍拿到田漢留下的劇本,在里面發現了那張寫著歌詞的香煙襯紙。不久,聶耳來找夏衍,聽說此事后,主動提出:“作曲交給我,我干!”聶耳根據同田漢一起提出的構想,帶著滿腔激憤,只用兩天時間便譜寫了初稿,隨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熱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軍國主義分子大肆鼓噪“擴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聶耳由此更激發了創作靈感,迅速將歌曲定稿寄回國,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壯。

主要作品

  聶耳一生共創作37首樂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所寫的,其中反映工人階級生活和斗爭的歌曲占有較大比重。聶耳經常與田漢合作。除義勇軍進行曲外,聶耳的代表作品還有《畢業歌》、《前進歌》、《大路歌》、《開路先鋒》、《碼頭工人歌》、《新女性》、《飛花歌》、《塞外村女》、《鐵蹄下的歌女》、《告別南洋》、《梅娘曲》、《賣報歌》、歌劇《揚子江暴風雨》及民族器樂曲《翠湖春曉》、《金蛇狂舞》等。

聶耳墓志銘  


  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決定重修聶耳墓地,請郭沫若題寫墓碑和墓志銘。這年2月,郭沫若書題“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碑和墓志銘:

  聶耳同志,中國革命之號角,人民解放之聲鼙鼓也。其所譜《義勇軍進行曲》,已被選為代用國歌,聞其聲者,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莊嚴而宏志士之氣,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鵠的。聶耳呼,巍巍然,其與國族并壽,而永垂不朽呼!聶耳同志,中國共產黨黨員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風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鵠沼之海濱,享年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敵國,為憾無極。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猶未能明焉!

  如今的聶耳墓地,已是20世紀80年代初遷葬、新建的了。鑲刻在墓地左屏風墻上郭沫若撰書的墓志銘,也刪去了“不幸而死于敵國,為憾無極。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猶未能明焉!”的話。其中原因何在?

  聶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實行侵略中國計劃之際。聶耳的死訊傳回中國國內后,眾多愛國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為失去這樣一位音樂天才而深感痛惜,紛紛在《晨報》、《電通》、《中華日報》、《新音樂月刊》、《大公報》等數十種報刊撰文紀念,共同懷念這位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吹響了警醒號角的先鋒斗士。郭沫若也寫下了悼念聶耳的詩。

  1954年2月,郭沫若為聶耳題寫碑文和墓志銘時,中日兩國尚無外交往來,彼此仍以“敵國”視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銘中有“不幸而死于敵國,為憾無極。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猶未能明焉!”之語。

  在郭沫若題寫墓志銘的9個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澤市鵠沼海岸聶耳遇難地附近,建立了聶耳紀念碑。1963年,隨著中日民間的貿易往來,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崗石紀念碑,日本戲劇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寫介紹聶耳生平碑文,并請郭沫若題寫紀念碑。郭沫若書題了“聶耳終焉之地”六個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聶耳殉難地的日本藤澤市官員在昆明市聶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鵑花和藤澤市市樹——藤樹,表達對聶耳的懷念之情,并希望兩市以聶耳為紐帶,建立友好城市。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回應日本人的熱情,決定遷葬、重建聶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題字。 1982年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將這一想法,報請文化部批準。最終經批準,墓志銘繼續使用,但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兩句,在顏色上要盡可能與原石碑一致。

  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風墻上 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銘,并刪去了后兩句話。

聶耳的故事

  母親的歌讓他著迷

  聶耳的父親聶鴻儀在昆明甬道街72號開了一家成春堂藥店。1912年2月15日,聶耳出生在藥店的樓上,原名紫藝。不久,父親死了,藥店由母親經營,殷實的聶家開始中落。在幼年聶耳的記憶里,母親經常坐在燈下,撥拉算盤,算完賬后,嘆氣,發愁。聶耳曾暗許心愿:今后一定要“讓母親過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寫給母親的信中,屢屢提到“匯錢”之類的字眼。

  母親是聶耳最大的牽掛。從照片中看,母親彭寂寬是比較典型的傣族婦女的長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沒有上過一天學堂,但跟著丈夫,居然能夠讀醫書,丈夫死后還能坐堂把脈問診,養家活口。彭氏的聰慧,顯然也遺傳給了兒子。聶耳是家里最小的兒子,乖巧伶俐,一支簡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繽紛,甚得親友疼愛。

  母親能唱各種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間廣泛流傳的洞經調、花燈調、洋琴調,等等。動聽的歌曲與歌曲里的故事讓小聶耳著迷。蔡鍔功成名就之時,聶耳還是黃口小兒,但他從母親的歌里認識了蔡鍔。蔡將軍云南首義討袁護國的壯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習武從軍曾是少年聶耳的一大志向。十六歲那年,聶耳終于憋不住了,背著家人偷偷參軍,被編入十六軍湖南新兵隊受訓,后投考黃埔軍校不果,又被軍隊遣散,習武之念才在無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轉而讀書、演戲、作曲,但成就偉業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觀》的中學作文中,聶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會從事宗教、哲學和科學的行當。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學,然后出外游歷,最好是出國,行路讀書,增長見識,學術上有所建樹。最后掙幾個錢,與幾個談得來的朋友,找一處山清水秀的地方,讀書,彈琴,度悠閑時光。他還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將是自己隱逸的首選。

  待到年長幾歲也就是中學畢業考入云南省立師范學校后,聶耳又寫了篇《我之人生觀》,他的學生腔明顯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學工科,研究點藝術,做一個“并不是魯濱遜那種個人主義的思想”的游歷家,然后“以實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設新的社會”。

  演藝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聶耳來到上海,舉目無親,托人幫忙在“申莊”采購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員的工作。誰知“申莊”在昆明的總部云豐商行因為偷稅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關門。聶耳失業了。

  還好,天無絕人之路,聯華影業公司音樂歌舞學校刊登在《申報》上的招生啟事引起聶耳的注意。每月能掙十元津貼,還管吃住,吸引力實在是太大了。聶耳忐忑不安地進了考場,因為緊張而發揮得一般,但卻被主考官黎錦暉錄取了。

  明月歌舞劇社的前身,是黎錦暉創辦的中華歌舞劇團。這是我國最早的職業性歌舞團。陣容雖然不大,但是因為擁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麗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國名噪一時。聶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練習生。

  七八個人一間的狹小宿舍,練琴時得站在墻角,但聶耳卻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幫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張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電影拷貝,得到一百元報酬。一百元啊,離開大家庭以來他還從未擁有過這么多的錢,聶耳的心狂跳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郵局給母親郵去一半。另一半,買了一把小提琴,還有兩本樂譜。這把普通的小提琴,從此為聶耳的生活增添了華麗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藝是聶耳的專職小提琴老師。于是,人們常常看到師徒二人認真地矯正指法,“錯了”,“又錯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時斷時續。“小老師”與聶耳同齡,平常為人很隨和,教琴卻毫不馬虎。十九歲的聶耳,剛剛摸琴,連樂譜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對位、和聲,“小老師”有點急了。但聶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師。“一定能學會,”他對自己說。吃罷晚飯,大家都結伴去逛“四馬路”,到“大世界”看雜耍,聶耳卻一聲不吭,躲進房間練琴。他要完成自己的業務指標:一天至少“惡補”七個小時的琴。

  “拼命三郎”聶耳很快出名了。其時,電影和戲劇往往裹挾在一起。一套演員班底,一會兒在舞臺上演話劇,一會兒又聚集的水銀燈下。這樣做,雖出于制片商節省成本的策略,客觀上卻鍛煉了演職員。比如王人美在電影《風云兒女》中除飾演女主角之外,還要唱主題歌。拉小提琴的聶耳,也要時不時上場扮個什么賣油炸臭豆腐的小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礦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盡人皆知。1959年,趙丹在電影《聶耳》里出演聶耳時,還不止一次地談及當時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灘演藝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孫瑜、卜萬蒼、金焰、鄭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麗珠、趙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觀名人,聶耳才體會到什么是“風頭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為謀生的聶耳,眼界一下子開闊起來。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潑,天真,十九歲的聶耳是個孩子王,身邊總圍著歌劇社的小演員們。做游戲,輸了,孩子們起哄,聶耳樂顛顛地聳動著兩只耳朵。大家不滿足,“耳朵先生,再來一個嘛!”聶耳又“秀”了一下。

  聶耳最愛看電影,而且每遇動情之處必哭,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這個習慣常被朋友們當做笑料,他自己卻覺得再自然不過。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時,聶耳與他的同鄉、上海泉漳中學的教員李生萱來往很頻繁,此人即后來的著名哲學家艾思奇,聶耳因此對哲學產生了濃烈的興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嚴重,中共提出在文藝界發展黨員,壯大左翼力量。年輕活躍的聶耳被列為首批培養對象。培養和聯系人是上海左翼劇團聯盟負責人田漢,后來介紹聶耳入黨的也正是田漢。但在聶耳目前保留下來的十多萬字的日記、文章、書札里,關于田漢的描述卻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賬式的記錄,至多用“很好”這樣的字眼籠統地表示一下。勤寫日記和書信的聶耳,逢“田”何故謹慎規避?令人不得而知。當然,在田漢的眼里,聶耳最初只是一個有著不平凡經歷的追求革命的貧苦學生,兩人閱歷、資歷以及性格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但這并不妨礙田、聶二人在音樂創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兩年間,田漢作詞,聶耳作曲,一同創作了《開礦歌》、《大路歌》、《畢業歌》、《碼頭工人》、《苦力歌》、《打磚歌》、《打樁歌》、《告別南洋》、《春回來了》、《慰勞歌》、《梅娘曲》、《打長江》、《采菱歌》、《義勇軍進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幾乎占了聶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聶耳的處女作《開礦歌》是兩人合作的開端。后來被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則是兩人合作的巔峰。

  電影《風云兒女》劇本剛剛完稿,編劇田漢被捕了。聶耳見到導演夏衍的第一句話是:“《風云兒女》誰來作曲?”第二句話就是:“我來寫吧,田漢也會同意的。”自信與篤定溢于言表。獄中的田漢果然同意了聶耳的請求。很快,聶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聶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日本東京附近的鵠沼海濱游泳時,不幸溺死,年僅23歲。當時,由詩人郭沫若在日本寫了一首詩,以志紀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聶耳墓,郭沫若又撰寫碑文;同年,日本藤澤市修建聶耳紀念碑,碑銘也由郭沫若題寫。聶耳生前與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們并不清楚,但作為田漢的密友,因為田漢的緣故,郭沫若關注聶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為什么不是田漢呢?由此推想,盡管聶耳和田漢有過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檔”之間,筆者更傾向于從后者的角度考量兩人的關系。聶耳提起田漢,總是恭恭敬敬地稱一聲“田老大”。

  1934:“我的音樂年”

  1934年4月1日,聶耳加盟由英國人經營的東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當時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進“百代”,聶耳只是音樂家任光的錄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為音樂部副主任,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氣地對聶耳說:不管你是誰,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響,有效益,你就盡管去做。

  聶耳“拼命三郎”的勁頭又上來了,抄譜,作曲,演出,開研究會,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興奮而忙碌,以至連寫日記的時間都沒了,整整七個月的“百代時期”,臨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寫了一篇“總結”文字。在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記里,亢奮中的聶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贊許”、“批評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為電影《漁光曲》、《桃李劫》、《大路》創作的音樂作品。

  忙碌中聶耳最用心力的是國樂隊,業余演出時這個樂隊也稱“音樂社”。樂隊很小,只有幾個基本席位,成員都是往來較密切的同行,每禮拜開兩次夜工,因為是同人性質,大家的興致很高。樂隊進行了一系列的民樂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實驗。聶耳根據云南等地民間樂曲改編完成《山國情侶》、《昭君和番》等四首民樂作品,都是交由音樂社首演的,現場與報章的反響讓他和他的朋友們興奮不已。

  今天,辭典里有關“聶耳”這一詞條,在“《國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會加上一句“中國新音樂的創始人”。“百代”就是聶耳“新音樂”的實驗室。

  人生的價值往往成就于一個瞬間,一個階段。1935年聶耳為電影《風云兒女》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后來成了聶耳作為一個音樂家的標志性作品,但他豐富多樣的音樂實踐,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說過:“1934年是我的音樂年。”

  那一年,碰見熟稔的朋友,聶耳總會半真半假地發幾句牢騷:忙!真忙!談戀愛的時間都沒有。話剛說完,一轉身他又忙得像個陀螺,從樂隊轉到合唱隊,從合唱隊轉到攝影棚——因為他正在籌劃歌劇《揚子江暴風雨》。若干年后,夏衍回憶當年情景時,曾長嘆再沒有能像聶耳這樣“搶”著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聶耳真的特別快樂,他的生活和精神狀態完全變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藝圈,聶耳曾一度很沮喪;但這一年,他恢復了慣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紀的第一個新春,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在奧地利的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出。當地許多社會名流盛裝蒞臨。音樂廳的氣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終了總有熱烈的掌聲。聶耳在“百代時期”編創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廳里靜極了,豐沛的個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聲提前響起。一時間,作為聽眾的筆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聶耳。這次音樂會上還演奏了聶耳在“百代”期間主持改編的另一首新民樂《翠湖春曉》,同樣以那充滿民族個性色彩的優美打動了異域的聽眾。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曉》已被國際音樂界視為中國民樂的經典作品,靈魂早已升入天國的聶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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